宋丹丹:幸福深处: “不学有术”赵本山(2)

本山说,他跟我初次相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一起打过扑克。我毫无印象,说他胡诌。他急了。

“这儿呢!”本山在另一个房间大声应着,“见亮了!”

“那咋是胡诌呢!你那时候那白的,那漂亮的,我瞅谁跟谁说。有一回,你玩着玩着就晕过去了,就搁我跟前儿。”

就在我走以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解决了之前小品结构上的重大问题。只要让牛哥演的“策划”扛着摄像机去老两口家“采访”,老两口“开机”就对着镜头说假话,因为录像带是要放给别人看的,“关机”就恢复正常,在自己家里说实话,这样就不用安排“记者”坐在人堆儿里提问了,而且该有的“包袱”一个也不会少。

我一听,这段还挺靠谱。大夫说我那病叫做青春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随时可能发作。看来我们真是一起打过扑克。我刚演完《寻找回来的世界》,算得上小有名气,而他还是无名氏。那么他记得我我不记得他也还说得过去。

为了这个点子,本山和作者他们兴奋得连喝三瓶白酒,直喝到早晨六点。我不得不承认他真是个天才。

我印象中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前后。为了一件什么事他来我家找我,说话口气挺大:“嗬,你家还有辆汽车,卖给我呗!”据说那时他在东北已经火了。

这回跟本山一起排练,我突然体会到黄宏当年跟我合作《超生游击队》时的苦恼。不知是年岁不饶人还是身体不盯劲,他动辄“跟个孕妇似的”,让我感到跟他合作“太困难了”。

然后的几年有关他都是空白页,匆匆翻过,时间便到了1999年年初,他打电话给我要和我一起上春节晚会。这是我第一次和本山合作。他,老何,导演张惠中、小崔还有我每天在一块儿侃剧本,攒包袱,老何做执笔人。

“丹丹,我半拉脑袋疼。”他低着头捂着脑袋。

本山是喜剧天才,一个巨大的包袱库。但他在“包袱”方面对我十分礼让,因为他知道凡事要好玩儿,我才愿意干,觉着没劲了我扭脸就走。他总是指示老何:“别都给我包袱,给她啊。要不她还真走!”

“那你是不是得睡会儿?”

为了逗我高兴他经常对我满口“奉承”:“那丹丹那家伙聪明的,拿50车猴儿都不换!”闻言我先生给我封了个爵位
——五十车侯(听起来有点儿像日本的)。

“必须睡会儿。”

狗年的大年三十儿是2007年2月17日,我等他来北京筹备“春晚”节目等得望眼欲穿。因为演小品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创意方面我得指望他。当然我们的合作也十分互补,他负责提供资料,我负责鉴赏这些资料的“行”与“不行”。

一觉醒来后,“丹丹,太饿了,都4点半了。”

大概离春节不到10天的时候,他来了。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丹丹,见亮了!”他是说剧本有眉目了。

“4点半你就‘太饿了’?你中午吃了好几碗呢!”我惊愕地看着他。

我喜不自胜,让他给我念念。念完我说:“哎呀妈呀,见啥亮啊?还不如上一稿呢。这是见暗啦,没戏啦。”

“不行了,这一上了年纪,就仗着嘴壮了。”

剧本里我俩还叫白云、黑土。我们家的公鸡下了蛋。牛哥是一个策划,认准了这事儿能炒大,就来游说我们,让我们配合他的炒作说假话。

不过别看他在台下事儿多,要吃,要睡,台词说得上句不接下句,情绪也总拿捏不好,让我操够了心着够了急,一上台他什么都好了,台词一个字儿不带错,演得“岗岗地”。

最初我们设计了一个老两口接受记者采访的情节:安排几个记者在台下问我们公鸡下蛋的事,我们在台上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样设计情节就存在一个问题:观众一会儿看我们,一会儿看台下,太乱。但假如不安排“记者提问”这个特定情境,就没有老两口说大话说假话的时机,整个节目就不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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