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 20.毛 泽 东

  20.毛 泽 东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马克思主义不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理论观点,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被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却是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许多极其复杂和曲折的情况。在千辛万苦,付出无数牺牲,花20年时间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改造成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迎来了自己的1949年。但胜利的喜悦与骄傲,也使得他们把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列宁斯大林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加以教条化、神圣化,因而再度经历万苦千辛,付出沉重代价,费30年时间来重新认识和修正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建设实际的需要,这里面的曲折与反复尤其引人深思。

公元1893~公元1976

呀呀学步孔趋亦趋

毛泽东在中国领导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在此后的二十七年中,对这个大国进行了其历史上成效最显著、意义最深远的改造。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1893年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省韶山冲。那时他父亲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1911年,在毛泽东还是一个
18岁的学生的时候,中国爆发了一场反对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清王朝的革命,在几个月之内,就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政府,中国实行了共和制。不幸的是革命的领袖们未能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府,这场革命使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军阀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49年。

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在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之下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自然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1]。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2]。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象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3]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思想上的激进派,到1920年他就已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十二位创始人之一。但是他上升到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35年才成为党的领袖。

但是,中国是否具有与俄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革命条件呢?在那些明显地留有俄国人印迹的中共最初的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把中国和俄国等量齐观的情况,他们显然认为中俄两国都处于大致相等的发展水平上,即两国都是“农业国”,只是“大”“小”有别罢了。既然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条件相近的中国不能如此呢?何况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入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则方兴未艾,难道中国人能放着社会主义阳关大道不走,反而要去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当然,人们未必不了解中国还远比俄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未必不了解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还处于极不发展的状况之中,但他们却因此更加重视自己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4]。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经历了漫长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党在1927年和1934年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却幸存下来了。1935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力量在稳定地增长。1947年,他展开了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全面战争。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大陆。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与理论条件,然而时代和环境客观上却促使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毗邻俄国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疑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

中国在过去三十八年中,由于大部分时期里处于战争状态,人民饱经了苦难和忧患。现在才开始由党的领袖毛泽东来统治。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其众多的人口主要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毛泽东自己当时五十六岁,其生涯的主要时期似乎已经过去。

不过,“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不能不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他们在理论、经验与物质条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的“以俄为师”的心理,并因此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然而事实上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阶段才刚刚开始,到1976年他去世时,他的政策已经使中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全面地实行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工业化有了迅速的发展,公共教育有了巨大的增长,公共卫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些变化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在此期间其他几个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仅凭这些变化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毛泽东在本册中名列前排。

由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种纯粹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最初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他们早就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5]。还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人们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谈到了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的问题。陈独秀明确指出:“吾党”应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封建势力进攻,然后再尽速推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代表提出了类似的观点。[6]显然,到了1922年初,人们已经能够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7]。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其革命经验的欠缺,特别是由于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局限,必须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第二项成就是使国家经济体制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当然从政治上来看是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极权主义体制。此外,毛泽东通过政府部门的不断宣传,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革命中获得了成功,而且在社会革命中也取得了胜利。在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的忠于家庭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忠实于整个国家的观念。这种转变尤为显著,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一直有着特别强的忠于家庭的观念。中国政府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孔子思想的有力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最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能不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当多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切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之际,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当中一改他们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的目标,统一了对中国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并提出了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革命方针[8]。同样,也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并具体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切实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二十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当然,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由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他从来都没有象斯大林在苏联那样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毛泽东在中国政府内显然是最最重要的人物。

当然,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必须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更不可能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所能够完成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他们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他们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这使得他们只能紧紧地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甚至,就在共产国际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苏联并全力支持国民党实行军事革命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在中国就可以有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存在。十分明显,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的共产党人,这时更习惯于从现成的结论和经验出发来认识问题。为此,他们明确批评致力于军事革命的国民党不该“占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搞什么军事革命。他们断言:“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在中国也和俄国一样,只有一条道路好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而要实现这样一种工农兵联合的大暴动,国民党就必须立即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全党动员“到民间去”[9]。

有一项运动他似乎要负主要责任,这就是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这种运动是可以在农村公社开展的,它强调小规模和重体力劳动方式,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运动是一个失败(不管怎样它终于被放弃了)。毛泽东所支持的另一个反对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运动就是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动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一方、以党内的当权派为另一方的内战。

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机械地套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这在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涉及如何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党人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对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革命方式的迷信,就更加典型。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实践,都没有提供过除了群众性的总同盟罢工和总暴动以外的任何一种革命的形式。能不能设想另外一种革命的方式呢?在这方面,斯大林多少表现出某种远见灼识。他明确指出:“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0]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于欧洲社会革命的特殊的武装革命方式,这在斯大林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共产党人应当为实现十月革命方式的群众起义而努力的思想,他在承认了中国革命的这种重要特点之后,只是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比如加强其政治工作,研究军事,直至逐渐担任某些军事领导职务等等,显然,他在谈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特点的时候,并非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对象的。他完全不清楚,他所谈到的那个“革命的武装”,其实是不可能按照他的愿望来实现他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的。而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革命多半也只能是武装的革命。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公开实行分裂之后,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包括斯大林在内,人们当时所能够想到的革命方式,多半还只是欧洲式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由此出发,人们甚至迅速地开始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俄国革命的历史相类比,并且公开树起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它能够一举成就俄国革命所成就过的一切。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人们会有趣地注意到:毛泽东在65岁时号召开展“大跃进”,在70多岁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快到80岁时恢复与美国的友邦关系。

十年磋砣尺功寸进

毛泽东起初相信城市产业工人是共产党最坚强的后盾,这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大约在1925年毛泽东得出了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农民的结论,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因而他把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在与国民党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他的政权基础总是在农村。在他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年代里,也坚持了这种思想。例如,毛泽东泽东对农业和乡村的发展通常给予较高的重视,而斯大林在俄国一般只强调工业的发展。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生产也有了戏剧性的增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却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共产党人自己有意无意的干挠和阻碍。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不能不尽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又不能不设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以使之不被庸俗化。尽管事实上这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早已被俄国化,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更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党的指挥,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显然都相信:这种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经过苏联共产党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评价一个当代的政治人物的长期影响总是有点儿不太容易,为了估计出毛泽东在本册中的名次,把他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个比较可能是有帮助的。毛泽东排列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泽东给国内带来的变化看来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毛泽东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希特勒、亚历山大等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看来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事实上日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种特殊权利,而世界上又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到1927年前后,苏联党的领导人及其共产国际不仅公开地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11]。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要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统治的时间比列宁要长得多,统治的人口比其他国家的多得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毛泽东掌权的时间,他统治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但列宁是毛泽东的先辈,对毛泽东有重大的影响,他在俄国建立了共产主义,为随后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开拓了道路。

应当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定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毕竟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毛泽东等人已经能够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及土地革命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蔡和森等已经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并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而大革命刚一失败,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断言共产党的失败正是失败在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上[12]。不难看出,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人们并开始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与毛泽东的功绩最相当的是秦始皇,两者都是中国人,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秦始皇排在毛泽东之前,因为前者对中国的影响已长达约二千二百多年。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所带来的变化可能甚至会具有更大的意义,但我们还难以确定他的影响究竟会持续多久。

但大革命的失败,毕竟把共产党人引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从而使共产党人骤然置身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严峻局面之中。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这恰恰适应了共产国际这时强化俄国革命模式和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需要,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随着斯大林开始拿中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1917年7月的失败相类比,人们很快就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必将迅速走向自己的“十月”。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阶段的说法,无疑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一时间,不论条件成熟与否,到处是一片暴动之声。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由共产国际代表乃至苏联外交人员亲自出马的广州起义也迅速失败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简单的模仿和类比是不适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注意到有必要实行区别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方式以保存实力的,并不是俄国人,却是最早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因为,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军事上出现不利局面时,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除了带领部队撤上井岗山实行武装割据以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考虑到这个时候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试图把中国革命引上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道路,毛泽东把革命的基地建立到偏僻的山乡里去,建立到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农村当中去,这不能不使得那些格外注意苏维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的中共领导人感到严重不安。为此,他们立即给了毛泽东以严厉的处分。然而,事物发展的逻辑很快就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就连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注意到应当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因而提出了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妨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的问题。这种情况至少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多半并不是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7月,而且“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13]。

当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最初采取这种“游击式斗争与农民割据”方式的斗争形式的时候,显然还并没有把问题的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上去,他们这时多半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在城市中的起义统统失败,而农村中武装割据却明显地容易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那些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的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个策略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一方面却明白告诉共产国际:许多同志相信“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很显然,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头脑中,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未免距离俄国革命模式太远,它怎么可能引导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当然,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开始相信中国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中心城市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了,他们甚至第一次注意到中国“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上是许多半独立的区域”,各地的军阀统治也有强有弱这样一些事实。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摆脱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欧洲革命模式,只不过,他们开始提出: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14]。

当一种经验形成以后,它同样可能被神圣化和教条化。由于没有前车之鉴和自身的成功实践,共产党人这时几乎不能不依据俄国革命的模式来考虑问题。毕竟,理论上也不允许他们产生创造性的思维:除了在中心城市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暴动夺权以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革命方式吗?把共产党建立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上,还叫什么共产党?这也就难怪中共“六大”召开时,当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明确肯定暴动政策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斗争形式之后,一些人立即开始公开指责“割据”是非无产阶级的,并宣称所谓一省数省、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念,也都是革命的阶级性所不相容的“农民割据”的观念,是以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旧式农民革命的观念来指导今天的中国革命,结果只能使革命失去城市工人的领导,最终使苏维埃的暴动政策失去其特有的阶级革命的意义。

先有成套的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后有党有生长和革命,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的种种差异,以及研究时间、研究条件的极度匮乏,特别是两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革命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使得必须按照这种已经被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念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在重要的历史事变关头,难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付诸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不能不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以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目标之后,人们就始终在革命的性质、阶段、形势、任务、对象、动力等等概念上纠缠不清,因为中国革命的一切实际条件都明显地与俄国当年有所不同,而人们却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把它们统统捏合在一起。当然,造成这些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共中央有人仅仅是出于通俗的考虑提出应当改“苏维埃政权”为“人民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大为光火。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则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那些在他看来简单象“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去认真考虑如何使俄国的革命形式转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

事情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字典当中,“苏维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俄国特有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包含着具体的革命内容,标志着具体的革命阶段和革命形式,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成功范例的革命模式。人们绝不能怀疑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同样也绝不能拒绝把它作为自己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具体斗争形式和根本目标。因此,尽管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革命已经出现的割据苏区和工农红军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却仍旧不能想象它们存在的具体方式。布哈林声称,红军在一个地方长期割据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必然会把当地的母鸡都吃光。因此,他仍旧相信,革命的成功终究还要靠群众暴动解决问题。[15]而在他们主持下制定的政治决议案中,他们照样机械地仿照俄国1917年7月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样子,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形式,并明确限定共产党人只能以工人、农民中的贫农作为革命的动力,而以城镇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农为可能的却多半是动摇的同盟者,同时则必须把其它一切社会阶级看成是自己的敌人[16]。

把阶级政策极端化并把革命手段模式化,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就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新的“左”倾盲动倾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也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存在这种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奇怪现象”的特殊原因,并注意到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17]。而1930年,斯大林也终于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仅不存在象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而且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开始,首先创立和扩大红军,建立和扩张革命的根据地,然后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最终夺取中心城市。据此,共产国际终于开始重视中国的红军及其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承认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18]

应当肯定,从一味强调以城市工作和工人工作为重心,坚持以中心城市的起义为革命根本出路的俄国模式,到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中央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甚至日益把红军和根据地视为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19],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进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前此那种僵化的思想方法,因而能够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自己的政策了呢?事情却并非如此。真理并不是莫斯科首先发现的,但真理必须经过莫斯科权威的解释才能成为真理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共产国际仍旧相信只有它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它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从这种变化中发现它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仅如此,它甚至为了使中国党更忠实和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竟不惜亲自出面干预中共党内的组织事宜,以便把它认为信得过的大批留苏学生安插到中共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这确实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修正了僵化的革命模式;一方面却又生怕中国革命脱离俄国式的革命轨道,以致强行使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毫无疑问只能促使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一步极端化,从而使它全力加强根据地和红军工作的大胆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才迅速导致了中共在几年之后的严重失败。因为正是这些只习惯于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以及有关决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布尔什维克”们,把一切适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僵化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党内倾向斗争等等,全面引向了极端。

一朝觉悟斗转星移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变的过程。十分明显,苏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原则上其实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具体结合。由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也曾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仅缺乏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条件与可能,而且莫斯科的利益本身还处处制约着他们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坚持以他们的利益和经验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基本依据,导致他们事实上充当着某种宗教裁判所的角色。这自然会妨碍他们理智地了解自己的能力,以致促使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试图脱离俄国的书本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要在共产国际还直接决定着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多半不仅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且对党内一切不同见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标新立异,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所以直到三十年代中叶以后才得以明确提出,当然是同这种情况有密切关系的。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共产国际逐渐开始根据中国国内崐情势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新提出统一战线政策,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迟迟不能理解,以致失去了挫败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机会这一情况看,可以知道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比那些制造教条的人头脑还要僵化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事实之后,中国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并且通过更换领导人的方式来达到摆脱盲目的教条主义统治,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必须指出,在1935年以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第一次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20],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年,中共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就是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这一决定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应当把共产国际有关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思想的[21]。

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其实质就是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尽管张闻天这时关于“民族化”的提法主要还是鉴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很少涉及中国问题这一具体情况而言的,但是,要把国际指示“民族化”,这本身就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格外重视中国的“具体环境”了。当1936年中共中央经历了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出而导致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的重大调整,甚至不能不完全放弃了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革命经验必须适合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体会,无疑变得更加深刻了。因此,在1937年5月中共党代会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张闻天不能不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明确表示:“现在严重问题就是如何灵活的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必须“要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因为实践已经证明,“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显然,在共产国际也已经特别注意到必须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具体分析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必然会更加迅速地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首先,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其实主要还并不是对各国党自身的要求,而是对自己本身工作的一种原则规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还并没有放弃它在政治上对各国党的领导和监控地位,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22]。因此,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它所信任的长期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的王明等人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其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具有极高的威信,而长期以来人们还不习惯为自己标新立异,加上党内王明等相当一批带有教条主义倾向的领导人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思想方法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显然,这一工作只是当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并一度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好感,因而支持毛泽东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才变得容易了一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始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地显然是“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是有着特别的政治意义的。

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党内存在某种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倾向,因而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24]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更显得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党内大批在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理论任务。可以肯定,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可能;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而要想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又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地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后来曾经直接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不难看出,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张闻天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崐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要求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究竟是应当以中国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还是应当以苏联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这个问题终于在1940-1941年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对国共关系的不同考虑,和德苏战争爆发后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在援助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地反映来了。十分明显,中共中央坚持只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出发来考虑一切问题,把中国革命的利益放在一切关系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具体地实践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原则了。当然,也是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中共中央迅速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进一步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来具体地和全面地制定和完善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了。与此同时,真正彻底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1941年9月,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王明等人的思想斗争,到1942年2月,他又乘热打铁地展开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善于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的毛泽东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正是由于毛泽东成为了党的最高权威,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凭借毛泽东的丰富经验和灵活的指导,一举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几年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

行百里者而半九十

历史是无情的。它从来不以主观动机论英雄,它所看重的只是客观效果。夺取政权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共产党代替国民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种政权更替,共产党所要证明的,不仅仅是它能够夺取政权,也不仅仅是它能够巩固政权,它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关键在于,它要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民族的兴盛与人民的幸福。因此,任何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都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过去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他们改造中国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也正是因为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和武器,他们才能够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常注意调整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模式,甚至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到此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不过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接近自己目标的一种便利,一种工具。确立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底也只是解决了立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以及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问题。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等于他们就有了呼风唤雨的力量,不等于他们从此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来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事实上,如果说,在革命年代、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在异常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极端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断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包括使他们赖以为理论依据和斗争武器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实际,以便为自己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坐稳了江山,不再存在生存威胁的情况下,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或理论需要出发的努力,将变得更为关键。因为,在战争年代里,面对强大敌人和险恶环境,任何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作法,都可能迅速把共产党人引上绝路,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使之适应现实的需要。但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当政的条件下,在不再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思想观念的任何僵化与教条,表面上似乎不会马上带来致命的危险,然而,正因为其为害较慢,正因为它容易使人麻木,当它为害之时,往往危害更甚,影响更广,以至于一朝发难,就往往无以补救。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样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再度经历了种种严重的挫折,直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浩劫。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整风运动或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深入地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历史进步、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的目的,是一个长期的和永无止境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信仰和性质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定地信奉马列主义,并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党,因此,它不能不始终面临着如何把这种源于欧洲和俄国,因而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的或俄国的色彩的理论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来的问题。尽管,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就具体来说,“并非上了书的都是真理”,马克思的或列宁的许多具体观点和结论,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相对的意义,特别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在理解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未必可以教条式地、不加区别地把他们的一切学说或观点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来。然而,事实证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本身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到党的信仰乃至党的性质的大问题,由于理论的解释权始终掌握在个别理论权威的手里,要想做到不是教条式地,而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观点,哪怕只是个别观点,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还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种种实际需要,促使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停留在以往经验和知识的水平上,总是依赖过去的,尽管曾经是成功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它必须根据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实际,努力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适合于这种新的实际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正确地运用这些全新的方法来认识已经变化了一切,以便实事求是地规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并找到适应自己独特的现实需要的正确的前进道路。但是,要摆脱那些成功的经验和传统方法的强大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本身往往超出了马克思列宁议论的乃至经验的时空范围,因而要找到一种可以现成搬用的分析模式和理论观点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而所有那些来自于书本的新的知识和方法能否有效地帮助共产党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样还要靠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检验。结果,要想正确地了解已经变化了实际,并准确地制定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成了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分析模式,高度重视自己传统的成功经验,并时刻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的共产党来说,这件事就更加困难了。

十分明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一向提倡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几乎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刚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日起,就重新开始面临着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的难题了。这是因为,随着民主革命逐步成为过去,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迅速到来,共产党人以往经过长期探索和种种挫折换来的指导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到来,而出现的大量新问题。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些现成的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而事实上,同他们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一样,他们仍旧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消化这些新的理论知识,他们只能现学现用,甚至模仿苏联的那些现成经验。以致建国几年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再度提醒人们,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了。

然而,防止照搬苏联其实并不十分困难,而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作为一个曾经一再受到怀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一个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实践训练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不能不经常强烈地意识到捍卫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性的重大意义。多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还在新中国刚刚开始诞生的1949年,就明确告诫中国共产党人: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完全适用,必须遵行,不能作任何修正,这是原则性。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机械地搬运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话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添枝加叶,即要有灵活性,否则走不通。但是何谓原则,何谓灵活,哪些算是枝叶,哪些算是根本,这仍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由于延安整风中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事实上取消了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内重新形成了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个人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距的人敢于标新立异,中国共产党才没有简单地重复当年所犯过的错误。但毛泽东一方面大胆地标新立异,一方面又最坚决地反对那些试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的企图,不过是使得在1949至1976年间长达27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乃至只言片语,成了新的理论教条而已。所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谓“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清楚不过地展示出共产党人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幕幕悲剧缘何而来。很明显,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和囫囵吞枣,一方面经常深陷于某些理论观念的窠臼中难以自拔,一方面又经常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观点并把它们引向极端。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冲破莫斯科的教条奋斗了20年时间,才找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竟不得不在更长的时间里将自己置于新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阴影之下。此正所谓:“行百里者而半九十”。

一念之差百弊丛生

建国以后,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呢?要在这里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过于困难。但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因为把自己熟悉的阶级斗争看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灵丹妙药,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条件及阶段的理论标新立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产生的一些原因。

比如,毛泽东明确批评列宁关于经济愈落后,它同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困难的观点,认为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他认为,从中国等落后国家革命的经验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因为“人愈穷,才愈革命”,“越富,革命也越困难”。而生产力的问题,机械化的问题,在革命以后容易解决,重要的是人的改造,即人的革命性问题。事实证明,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革命十分困难,因为资本主义愈发展,生活愈好,那里的人们就愈不要革命了。因此,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观点不是不可以做一些修改的,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先进文明国家胜利的问题”,就应当加以修改。[25]

据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革命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必须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观点,不同意任何关于生产关系通常只是被动地适应或适合生产力,而不能人为地预先改造的说法。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恰恰相反,首先赞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条件,就应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等到社会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已经完全成熟,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旧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的程度,再来进行变革与革命。在这里,由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带来的能动的反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有决定意义。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过渡,是完全合理的。[26]

基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先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毛泽东突出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政治挂帅、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决定一切,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鼓励与思想改造,强调“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强调“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为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斯大林等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物质刺激、技术决定论、干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等等,主张从“公”与“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与斗争,把破私立公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他明确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适应与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矛盾与不平衡是永远的、绝对的,主张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通过“不断革命”来保持人民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情,通过大破大立来不断加速人心与社会的改造,并力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造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组织结构,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27]

要依靠革命来促进生产,依靠不变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来加速人心的改造,自然就要不断地为自己树立革命和批判的对象。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观点也颇表怀疑,提出:“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呢?”显然,他并非完全不清楚马克思、列宁所讲的三个阶段指的是:第一,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第二,再从过渡时期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阶级已经消亡,但在分配上还存在着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那个的“半国家”时期;第三,再从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已经完全消亡,物质上极大满足,人的自由充分实现的共产主义时期。显然,毛泽东反对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主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不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而应当看成是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共产主义不必包括两个阶段,相反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叫做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28]

显然,如此划分是适合于他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学说和坚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观点的。他明确认为:列宁关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消灭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不同意说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批评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和说什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了防御外部敌人的职能了。他断言:“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即使旧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也还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无矛盾、无冲突,社会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这是不能想象的。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贯彻始终,而无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斗争都将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地存在下去。[29]

敢于标新立异,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个性。但毛泽东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修正,根本上只是服从于他的阶级斗争经验并适合于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的。事实上,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来强化其阶级斗争观念,从根本上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的逻辑依据。但党内高度集中的一元化体制,使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一意孤行。他一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中与他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一方面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某些观点进行任何一点符合实际的修改,甚至把那些敢于提出不同看法,或者只是表现出不相适应的党的领导人,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痛加贬斥。这种一面灵活,一面僵化;一面主张标新立异,一面却又把马列主义和自己的观点教条化的情况,在建国以后,特别是中苏两党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观点出现意见分歧以后,在毛泽东的身上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必须看到,建国以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是有其思想渊源和政策基础的,并非一夕之功。远的不提,194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醒全党注意,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要成为主要矛盾。因此,他特别告诫党的领导人:时刻不要忘记阶级立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写到阶级问题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讲清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进城以后,毛泽东更是时刻不忘阶级分析,密切注意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国内,镇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集团”、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娴熟地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展开革命。甚至加速农业合作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发行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也是为了在经济战线上开展革命,以便尽快消灭资产阶级。在国外,从反南斯拉夫、到坚决主张苏联武装平息匈牙利事件,以至为了英国共产党和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设想而与之发生意见分歧,这一切同样是为了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考虑资产阶级经济上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和苏联已有的实践,毛泽东一度不能不承认“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30]也一度同意过中共八大关于今后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并且接连在几年的时间里力图在他所不熟悉的经济领域里运用战争和革命的经验实现“大跃进”。[31]大跃进失败的严酷事实并不能使毛泽东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与此相反,这反倒使毛泽东开始摆脱一切繁杂的政务,集中精力考虑阶级斗争的大问题。

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就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心存疑虑了。只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能够弄清楚他是否有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重要的修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后已经不再需要“革命”了,这对于一向宣称自己只是对一件事可以说有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干革命”的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宣布说,阶级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进而,他更宣布说,即使到了无阶级的社会,也还会有对抗性的矛盾,还要革命,君子动口也得动手,因为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久动力。[32]这说明,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改变用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到底还是不能同意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的说法,因为它毕竟妨碍毛泽东按照久已习惯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随着反右斗争的进行,毛泽东再度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现实的根据。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还未解决。不久之后,他推翻了中共八大决议中的说法,再度宣布阶级矛盾仍旧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一切又尽在经验之中了。

在公开的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过去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公开对抗的可能之后,重新宣布阶级斗争为纲,寻找敌人和发现敌人的阴谋就成了一件极其复杂,甚至是需要丰富想象力的问题了。毛泽东早就说过,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学生闹事可能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我们那些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心存疑虑,多半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33]

于是,“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观点被动摇了,一方面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必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一切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社会矛盾、甚至经济政策、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统统可以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逻辑渐渐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强盛,反居其次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针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提出的直率批评,不仅没有使毛泽东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反而激起了毛泽东必欲加强阶级斗争的强烈意志。而中苏两党之间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更是使毛泽东越发感到保持自己特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代言人地位的重要性。

加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坚持马列主义正统,反对一切试图从“右”的方面来修正马列主义观点的企图,导致了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任何意见分歧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任何一点动摇,都有可能使人怀疑,毛泽东是否完全正确,从而动摇他的正统发言人的地位和资格。

思想、理论、观点一旦被同政治的权威性联系在一起,就不免被纳入到政治斗争的轨道,最终形成“一言堂”。何况是在讲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年代。因为向马列主义故乡的各国党挑战而感受到马列主义正统性的强大压力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会以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道政治分水岭,任何敢于怀疑毛泽东不正确,或与毛泽东所想所说不相一致(甚至只是因为毛泽东怀疑其不相一致)的党的领导人,从彭德怀、王稼祥、邓子恢,到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等等,最终都只能被视为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言人乃至“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统统打倒之。

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公式化至如此地步,以至不仅要斗一万年,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仅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方法看等并解决政治问题,而且把一切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统统归结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来认识和处理之,甚至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以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坚决与否来衡量真假马列主义,而且以阶级斗争开展得深入与否和彻底与否作为评价整个社会和每个单位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的唯一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毛泽东要为一切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大开绿灯,使当年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得以借尸还魂至登峰造极。

毛泽东何尝不喜欢“左”。在1957年准备开始进行反右运动时,他就曾经明白写道:那些有“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真正的教条主义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所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但党内“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4]

不难看出,正是自毛泽东开始,在主张革命、主张搞阶级斗争和主张改良、主张淡化阶级斗争的人们之间划了一条左与右的分界线,并把“左”倾定性为思想认识问题,抱之以明显的同情;而把“右”倾定性为阶级立场问题,抱之以极端的反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建国以来,宁“左”勿右及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竟至泛滥成灾。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喜欢强调百分比,下面就大打“右派”、“反革命”,极力凑数字,唯恐不积极;毛泽东喜欢高指标,下面就是饿死人,也要弄虚作假,取悦于上。中国虽未重演苏联斯大林时代肃反闹剧,大开杀戒,但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各种运动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竟至以千万计。而由此造成的亿万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造成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等各方面的损失,那就不是用数字能够计算得出来的了。

实事求是突破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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