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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引发中央苏区大规模肃反

  话说1930年9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宣布破获一起特大“AB团”案件。“AB团”原是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一个极端反共的秘密右派组织,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西山会议派”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南昌城内勾结豪绅、地主、流氓、地痞,大肆散布反共言论,攻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甚至袭击共产党组织,挑起事端。1927年4月2日,中共江西省委领导的省总工会,农会和学联在朱德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九军军官教导团的帮助下,突然包围了AB团驻地,逮捕了AB团”成员30余人,“AB团”首领段锡明连夜潜逃外地,“AB团”即从组织上被彻底摧毁。“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大分裂,以“西山会议派”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已逐渐把握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并从地下活动走向前台公开表演。“AB团”实际上也并无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但是,赣西南特委声称:在赣西南特委机关中的“红旗社”、“列宁青年社”都是“AB团”小组。他们在特委机关搜出了“AB团”组织的旗帜和印章,“AB团”组织成员已经混入了赣西南党、团、苏维埃甚至红军当中,他们打着党和红军的旗号破坏革命,并且将组织渗透到赣西南地区各县区乡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尤为可怕的是,“AB团”的总团长赫然竟是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谢兆元。特委机关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逮捕了谢兆元,并进行了连夜突审,结果挖出了“AB团”的全部秘密。
  
  关于“AB团”案件的报告送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驻江西苏区代表周以票手中,使大家深感惊骇。“AB团”当年臭名昭著,共产党人莫不知道,“AB”意即反布尔什维克。虽然“AB团”混入苏区并发展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敌对双方进行间谍渗透也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总前委和周以粟完全相信了赣西南特委的报告。加上当时正是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大围剿的时候,如果真有“AB团”作为内应,那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于是,总前委批准对“AB团”成员采取果断措施。周以粟说:“自赣西南特委及其以下各级组织,都必须认真进行清理,彻底清除“AB团”。通过清除,对它们进行根本的改造,以挽救赣西南党和红军。”为了清除“AB团”,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以李韶九为主任的肃反委员会。李韶九带领肃反人员,对赣西南地区党、团和苏维埃组织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清洗,凡被怀疑者皆投入监狱,凡被人指控为“AB团”的基本上都杀掉。
  
  12月9日,李韶九又带着一连全副武装的红军官兵突然出现在富田。吉安县富田乡,是中共江西省行委、苏维埃驻地,并且红二十军当时也驻扎这里。李韶九他们突然包围了省行委和苏维埃机关,将正在开会的省党团苏维埃负责人段良风等八人捆绑起来,宣布他们为“AB团”分子。然后,对他们分别进行严刑拷打,并根据他们的口供抓捕120多人,处决50余人。更为可怕的是,有人供出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为“AB团”成员。李韶九未经请示即将谢汉昌逮捕。刑讯中谢汉昌又供出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李韶九又命令逮捕。刘敌被捕后脱逃,带领该团一营官兵武装包围红二十军军部,强行释放了全部红二十军被捕者,当晚,谢汉昌刘敌等人又率兵包围了省行委机关,释放了被捕人员中的幸存者,枪杀了李韶九,收缴了肃反官兵的枪枝,把他们驱逐出境。江西省行委与谢汉昌等人经过商议,带领红二十军渡过赣江,发表声明,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他们还制造毛泽东给李韶九的“亲笔信”,编造毛泽东要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统统打成“AB团”的谣言,进行分裂红一方面军的活动。情况报告到总前委,大家震骇无比。毛泽东气得跺脚;“这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张辉瓒、公孙藩正向东固、富田一带推进,红二十军擅自行动后果不敢设想。朱德沉呤半响,道:“不管怎么说,此事须得及时果断处理才好。现在各部正与张辉瓒交战,就叫彭德怀前去追赶。如谢汉昌他们抗拒,应授权彭德怀就地处置。”毛泽东点头同意。
  
  “富田事变”风波骤起,推动了江西苏区内部以打击“AB团”为目标的“肃反”狂潮。这一狂潮席卷整个苏区,也波及整个红一方面军。中共永新县委连续六届班子成员都被打成“AB团”成员杀掉,只准一人自首。不到2万人马的红一方面军,打击AB团运动就清洗四千四百多人,许多人还“畏罪”逃亡,一时间形成了中共历史上有名的“红色恐怖狂潮”。打击“AB团”的斗争尚未结束,紧接着又发展到打击“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红九师一个四川籍的学生兵,不愿在家当阔少爷,投奔革命参加了红军。肃反委员会怀疑他投机革命,便抓来严刑拷打,要他交待问题。那学生兵受不了折磨,便胡乱供认与师参谋长起星光一起上街买过花生。在那个学生兵想来,起星光是云南藉人、自己顶头上司,与他在一起不会有“同乡会”之类的嫌疑。更主要的是,起星光在战场上是一位勇将,在师里是一位人人敬重的好首长。他写得一手狂草好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经他传达命令或发布指示,真的是一字不能增减。军长、师长都很喜欢他,扯上这样的人和事,既能免除眼前的皮肉之苦,说不定还能替自己洗雪冤屈。果然,起星光被捕后,林彪、罗荣恒立即派人解救。可是,他们哪里想到:起星光也末经过审讯就枪决了,罪名是组织反党小团体“花生会”。一时间,苏区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在打击“AB团”和反“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斗争中,红一方面军和地方干部损失近两万人。后来由于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才制止了这场极为残酷的内部杀戮。
  
  1932年3月,林彪升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陈奇涵任参谋长。毛泽东派聂荣臻与林彪配合,经过深思熟虑。林彪在红军中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为人沉默寡言,别人很能跟他交换意见,沟通思想,谁作他的政工干部都比较困难。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执教,林彪毕业分配也是聂荣臻办理的,说起来他们有师生之谊,况且,聂荣臻是老资格的中央军委干部。林彪对于聂荣臻的到来表示欢迎。4月,漳州战役开始,林彪、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红一军团开到福建省长汀县新桥地区集结,等候闽西军区红军的到来。4月3日,红一军团奉命向漳州火速前进,在考塘歼灭“闽西王”张贞两个团。5日,红一军团进入漳州地区。18日,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等人研究漳州战役作战方案。当时,张贞将其主力部队一四五、一四六两个旅布防在漳州城外的天宝、南靖,其余全部据守市区。毛泽东决定:由林彪、聂荣指挥一军团第四军担任主攻任务,五军团第三军担任预备队,闽西军区部队监视粤军行动。19日,林彪、聂荣臻亲自指挥红四军向闽军发起猛烈进攻。激战半日突破敌军主力阵地,当日攻克天宝、南靖。20凌晨,红四军攻入漳州城内,歼灭闽军的2000余人,首次缴获敌机两架。“闽西王”张贞下令炸毁城中弹药库后,仓惶南逃。6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发动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大围剿。红一方面军与敌周旋两月,毛泽东、朱德又决定发起乐安、宜黄战役,以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大围剿。红一军团负责攻打乐安。驻守乐安城的是国民党第七十九旅和第八十一旅一个营,他们凭借城墙高大工事坚固顽强抵抗。16日,红三军偷袭乐安未能奏效。林彪重新布置兵力,仍命红三军继续攻打东门,红四军悄悄接近南门实施突击。守军果然中计,调动城中大部兵力重点防守东门。结果被红四军一举拿下南门,紧接着红三军也攻下东门。红军蜂拥入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首次击落一架前来增援的敌机。林彪非常高兴,拉着聂荣臻的手说:“聂政委,咱们照个像。”聂荣臻欣然同意:“好,蒋介石送来的飞鱼,正好留个纪念。”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共中央机关和更多的中央干部进入江西苏区。这些干部的到来,使毛泽东交上厄运,逐渐失势。原来,中共中央近几年变化甚大,毛泽东在中央已没有什么地位。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王明、博古等青年学生,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帮助下,当上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常委,并由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开始了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们在江西以瑞金为中心建立了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担任书记;负责领导苏区的全面工作,并且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由洛甫担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当了红军总政委。这样,毛泽东事实上离开了红军指挥岗位。项英为切实贯彻王明路线,又不能公开打击毛泽东,便只好从中央苏区的一些地方领导人下手。首先遭到打击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因为罗明在福建坚持毛泽东的主张,公开反对王明路线。斗争首先在福建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一直搞到县区乡甚至每个支部。福建各级组织都有“罗明分子”被残酷批斗,撤职查办,甚至逮捕关押。打倒福建罗明以后,苏区中央局又开始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在江西,他们重点批判邓毛谢古四个人。邓小平领导过广西百色起义,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此时担任中共江西省“吉寻安”联合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毛泽东最小的弟弟,此时担任中共江西省“永吉乐”联合中心县委书记。谢维俊,时任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古柏,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内务部长,还担任着中央临时政府劳动部秘书长。这些人都坚持毛泽东的主张,公开反对王明路线。苏区中央局批判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指责他们搞反党小组织,将他们撤职后下放到区乡作巡视员。毛泽东看在眼里,明在心头。但他不能作丝毫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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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由肃反所谓“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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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叶挺与周恩来的合影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的东固乡和富田镇,如今在江西是两个极普通的乡镇,然而,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对这两个地名一定不会陌生。前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创建的较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红色割据中的“李文林式”,指的就是李文林等创建的东固根据地;后者则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由肃反所谓“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

【逼供之下,“肃”出大批AB 团分子】

富田事变发生已80多年了。从已有的研究文章可知,事变是由苏区肃AB团乱捕乱杀引发的。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1926年12月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支持下,于江西南昌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7年初,AB团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排挤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控制了省党部的大权,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1927年4月2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四二暴动”,组织群众围攻AB团分子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AB团骨干分子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抓,AB团作为一个组织亦不复存在。

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据有关学者研究,其实在赣西南乃至整个中央苏区,根本没有什么AB团存在,在苏区肃AB团当然也就是全盘皆错。可当时赣西南苏区的中共组织已产生一种印象:AB团不只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改组派争权夺利,而是已渗入根据地内部,渗入共产党的组织之中,在内部肃清AB团分子势在必行。

反AB团很快反出了“效果”。1930年7月22日,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吉安西区A
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至于其中有多少人被当作AB团领袖而杀掉,报告中没有提及,但在那个白色恐怖之后继之以赤色恐慌的年代,被杀者估计不少。

吉安等地大量的所谓AB团被破获,非但未使人们产生反AB团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的喜悦,反而使赣西南中共组织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将赣西南肃AB团的运动推向高潮。这个《紧急通告》介绍了AB团的产生经过和内部的组织情形,说它的组织严密,全国有总团部,以下是各省团部……加入AB团时要填志愿书,吃血酒,宣读誓词,颇有点江湖黑社会发展会众的味道。

《紧急通告》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时常与AB团通书信,引起许多同志发生怀疑,同时因万安县委破获,AB团供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由此可见,当时根据地的肃反之所以犯扩大化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预设了一个组织严密、危害严重、人数庞大而深藏内部的假想敌,为了肃清这个假想敌不惜对怀疑对象严刑逼供,随后又依据口供抓人捕人,于是内部肃反越肃越多。事后才发现所谓潜伏之敌,竟是子虚乌有,而错杀之同志已无法死而复生。

由于使用逼供信,赣西南果然又肃出了一大批的所谓AB团分子。这年10月,赣西南特委在关于政权问题的报告中说:“此次破获AB团,赣西南政府副科长……杀了六人。嫌疑犯六七人。全部人员占了四分之一……”据同月召开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的记录所载:“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赣西南特委同时也承认,这些被杀的AB团分子,“内中一定含有许多可以教育过来。这也是工作中值得注意的”。

可是,这个本“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共赣西南特委并没有真正注意。10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青年团赣西南特委和工会组织在吉安城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李文林为行委书记,常委有李文林、曾山、陈正人、段良弼、丛允中等人。11月30日,江西省行委印发第九号《通告》,“指示各地一面积极地进行肃清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一面把动摇有反水可能的富农分子通通捉起作抵,以免将来有反水带白军骚扰的事情发生”。

出乎意料的是,在随后不久发生的富田事变中,肃AB团甚是积极的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也被当作AB团分子而遭整肃。

【李文林指责毛泽东,前委与特委产生分歧】

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是在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被当作AB团疑犯扣押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前往富田,将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等作为AB团分子加以抓捕而引发的。而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之所以被认定是AB团分子,又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包括此前的红四军前委)与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有直接关联。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和按劳动力与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会议组成了红四、红五、红六军和中共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组织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以刘士奇为临时负责人。

二七会议对于推动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及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前委作出越权决定,开除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前委认为,江汉波“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其主要理由,一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二是他反对取消为攻打吉安而设的红军总司令部,反对成立红六军……”会议还作出决定,将原赣西地方武装的主要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人,作为“四大党官”予以枪毙。赣西南党内斗争乱打乱杀的先例由此开启。

1930年5月,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此时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的富田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李文林在会上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指责毛主张波浪式发展根据地是“保守割据观念”和“农民意识”,说他发展地方武装的政策是“武装不集中”,而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是“取消城市工作”。不但如此,这次会议还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指责刘有“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有人甚至辱骂刘士奇是毛泽东的“走狗”。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刘士奇中途退出会场,但李文林、段良弼等人认为他是有意对抗,竟撤销了他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之职,并且开除其党籍,交中共中央批准。

实际上,二全会议一方面积极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另一方面又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名义下否定毛的主张,并打击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0年6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8月下旬,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作者注)及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的矛盾。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在赣西南十万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占吉安。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党的组织已不信任。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攻占吉安的有关情况,在谈到现状时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作出这种判断者,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人。10月19日,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在一封信中说:“关于土地问题,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对李文林等人的不满,还与李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有关。在罗坊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强调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李文林等人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并说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保守主义,把敌人引入根据地,人民要遭到很大的损失……

在富田事变前,由于在若干问题上总前委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使总前委对李文林等赣西南党的负责人产生不信任,认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富农路线”,而这条“富农路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内部不纯,混入了AB团分子。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曾这样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乱抓滥捕AB 团,引爆富田事变】

1930年5月起赣西南地方肃AB团之时,作为根据地和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红一军团前委和随后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此并没有过问。但地方大张旗鼓地肃AB团,势必对红军产生影响,既然地方打出了那么多的AB团,人们自然联想到活动在这个地方的红军队伍中,也一定会渗入AB团分子。因此,红一方面军集中到黄陂、小布后,总前委一面进行反“围剿”动员,一面动员肃反、反AB团,史称黄陂肃反。

对于黄陂肃反的情况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题著述,只有在一些老干部的回忆中有零星记载。由于反“围剿”军情紧急,这次红一方面军中的反AB团时间并不长,但“敌人在我们军队里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总共打了四千个AB团”。(《八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

在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之时,“红军中A
B团要犯刘天岳、曾昭汗以及龙超清、梁鼎元、汪克宽、周赤等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伯昌等为其首要”。其中段良弼曾任青年团赣西南特委书记,时为江西省行委常委。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说:“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总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转引自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携带这封信,并带着红十二军一个连出发了。12月7日下午,李韶九来到富田,立即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等8人全部捆绑关押,随即严刑审讯。在李韶九的酷刑之下,段良弼和李白芳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并招出他们所认识的一些重要人物”。李韶九又根据段良弼和李白芳的口供,于第二天又从省苏维埃政府等组织内抓了10个人,并施以同样的酷刑逼其承认是AB团。李白芳、马铭和周冕的妻子也同时被捕,而且还被剥光衣服毒打。

从1 2月7日至1
2日,严刑逼供之下,共“破获”AB团120多名。12月9日,李韶九动身前往东固,去抓捕驻扎在那里的红二十军中的AB团。动身前,枪杀了25人,有的是临时抓来未加审问即被枪杀。

李韶九在富田刑审谢汉昌时,谢胡乱招出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首领。李到东固后立即在红二十军抓AB团,并让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通知时在兴国泰和边境侦察地形的刘敌迅速返回东固。11日,刘回到东固。李韶九见到刘敌后,有了以下的对话:

李韶九对刘敌说:“刘敌!你很危险嘚?”

刘问:“我什么危险?”

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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