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下)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进入专题: 反右
  知识分子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朱正 (进入专栏)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澳门太阳集团网址多少 1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澳门太阳集团网址多少,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据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是直接引爆“反右派”运动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作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6位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6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6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8]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民盟”的活跃令毛泽东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认为: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胡乔木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了一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10]这篇社论明示,共产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与任何人分掌”权力。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毛泽东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一中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该中学并无“民盟”成员,为了把学生的活动栽在“民盟”头上,找到一个所谓的“线索”,即“民盟”盟员、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曾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进入 朱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反右
  知识分子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澳门太阳集团网址多少 2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 1
  • 2
  • 3
  • 全文;)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本文责编: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data/66019.html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表示: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批语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和第十这四节。另外,改了两个标题,第五节改为“关于知识分子”,第九节改为“关于群众闹事”。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⑥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⑦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⑧

  五月十一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⑨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⑩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①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手稿,1957年5月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6、247页。

  ④四条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⑤以上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修改手稿,1957年4月24日至5月7日。

  ⑥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⑦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⑧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⑨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⑩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